|
“世界工厂”的理论框架应修改 |
|
|
新世纪的重大经济热点——“中国是否是世界工厂？”的论争已经告一段落，达成的共识是：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但中国能够成为未来的世界工厂。笔者以为，尽管论争暂时划上了句号，但有关“世界工厂”的深入研究不应该止于此，还需要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伦理出发为推进我国的“世界工厂”进程寻找理论基石。
“世界工厂”的理论研究框架——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
有人认为，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工厂”的最重要前提是该国能够占据世界先进制造业产业，同时其制造业的各个产业要处于世界分工链条的高端。现阶段，我国制造业距离这一要求还比较远，基本位于加工组装阶段。但是，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优势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学说。根据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中国当前应该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继而逐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由此，我国制造业目前处于加工组装阶段的结论有其传统国际分工理论上的合理意义。
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经济伦理缺陷
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创造者一直是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学家，它在伦理观上不自觉地倾向于发达国家，因为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决定了当今发达国家无论是发展尖端产业，还是在产业内部发展高端技术、创造技术标准成为理所必然的推论。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知识和技术的规模报酬递增性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知识和技术积累能力的自增强机制使发展中国家落入追赶发达国家的“陷阱”。从而，发达国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支配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不仅有了理论根据，而且有了现实能力。
另外，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使用强权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大量“转移支付”利益，为自身发展提供了雄厚基础，但资源的“稀缺性”使发达国家不愿意再看到出现强大的后进国家。同时，已经形成庞大弱势群体的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着低质量的增长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则成为发达国家为盘剥发展中国家而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国际分工的理由和借口，成为说服发展中国家甘愿接受如此国际分工方式的理论工具。
平等发展权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基本要求，而获得平等首先要改变传统理论的经济伦理倾向性。因此，建立于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世界工厂”论争应该换一换经济伦理的思维了。
打造“世界工厂”的工业化新内涵
“世界工厂”的论争是在我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它实质上内在地提出了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如何衡量工业化、后进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重大课题。
纵览世界经济史，美国、日本的“世界工厂”进程，一方面经历了努力追踪与占据最先进产业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另一方面也经历了各产业内部努力向着产业生产链条高端演进的过程，笔者称之为“产业深化”。正是伴随这两个演进过程，美、日在成长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完成了其工业化任务。可见，工业化决不仅仅表现在当前的主流观点——产业间结构的变动上；它同时是各产业本身得以充分发展的高质量的工业化。比如，同样是作为所谓“夕阳产业”的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它们在美国的产业技术水平要远远高于它们在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建立在各个产业自身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美国工业化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工业化。
以史为鉴，中国“世界工厂”的实现必须要经历两个同样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我国工业化完成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在两个过程结束之前或者工业化完成之前，我国是不存在所谓的“世界工厂”的。如此，关于“世界工厂”的研究则被纳入到工业化理论框架之中，从而打造出“世界工厂”的工业化新内涵：
“世界工厂”的本质是工业化的完成；工业化不仅包括产业间结构的升级和优化，还包括产业深化，前者决定了工业化的速度，后者决定了工业化的质量，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世界工厂”的工业化伦理和意义
工业化新内涵表明，虽然中国的历史起点落后，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它的“世界工厂”要保持同发达国家的“世界工厂”一样的理论定位，在经济伦理上保持发展权利、发展手段以及发展秩序等的平等性，形成工业化伦理。正是由于“世界工厂”的工业化伦理否认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要遵循产业间分工与产业内垂直分工规定性的绝对合理性，否定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定位，而把“世界工厂”理论起点直接定位在工业化新内涵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应当根据工业化新内涵积极循着产业深化的路径动态地实现产业链条的攀升，而不是依照发达国家定义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将自己滞留于加工组装环节，不能继续满足于仅仅赚取发达国家廉价的加工组装费。我们必须辨证地看待传统国际分工中的“双赢”与“自由”，必须努力发展先进产业、努力实现产业深化。 | |
